本文刊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1期。本文版权归《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所有，转载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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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杨夏鸣：1958年9月生，江苏南京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专业，现任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近年在《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江海学刊》、《学术月刊》、《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主义研究》、《美国研究》、《光明日报》等发表多篇论文。编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国际检察局文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美国外交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美国外交文件中的日军南京暴行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翻译张纯如著《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2008），该书被列入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外交文件中的南京暴行研究”；主持教育部重大项目子课题“美国与东京审判”。 

 

　　内容摘要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实行了阻扰、拖延西方人士返回南京的策略。在美国等国的交涉下，该策略逐步放宽。直到1938年7月才基本结束。受此影响的包括外交官、医务人员、传教士及商人。日军当局的借口是南京不安全，但真实的目的是阻止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传播。就限制商人返回南京而言，保护日本的商业利益也是目的之一。该政策的实施表明，日军当局不仅知道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各种暴行，而且还企图加以掩盖。

　　南京大屠杀 西方人士 

　　返回南京 掩盖暴行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前后犯下了各种暴行，日军当局对此心知肚明。一方面，各级军官不仅不加以制止，而是纵容，有的甚至也参与其中；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地试图加以掩盖。如在日军占领南京一个月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得知西方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报道后，曾主动联系与《纽约时报》记者阿本德见面，试图“通过向阿本德先生阐述事实来平息谣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的判决为：“法庭认为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松井石根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些能抑制这些暴行的措施。”在政府层面，根据威廉·多尔蒂（William Daugherty）的研究，“在战争的前4年，众所周知，日本每年仅在美国就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宣传和公关。”就南京的日本军事当局而言，其掩盖南京暴行的手段之一就是设法阻止西方人士返回或是前来南京。本文探讨南京日军当局所采取的具体阻扰措施及其借口的荒唐性，并揭示其试图掩盖南京暴行的真实意图。

 

　　1

　　拖延第三国使馆官员的返回及通讯设备的安装

　　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初，除了对中国人的肆意屠杀、强奸和抢劫外，日本士兵随意闯入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学校和金陵大学医院（鼓楼医院）及其他美国财产，甚至包括美国大使馆，抢走使馆内的汽车及中国雇员的物品。12月17日，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遭到日本士兵的殴打，特里默大夫和麦卡伦在鼓楼医院甚至遭到日本士兵的枪击，所幸子弹打偏。在经历了日军占领南京最黑暗的一个星期后，留在南京的美国人迫切感到需要美国外交官员来协助他们制止日本士兵的暴行及日本军人对他们及他们机构里避难的中国难民的侵害。

　　由于日军占领南京后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联系，留在南京的美国人无法与上海美国总领馆取得联系。在完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12月20日，留在南京的美国人试图通过日本大使馆与美国驻上海总领馆取得联系，在给美国驻上海总领馆的一封电报中，留在南京的美国公民要求美国国务院向南京派遣外交代表：

 

美国驻上海总领馆：

　　重要的问题是要求美国外交代表立刻返回南京。局势日益严峻。请通知（美国驻华）大使和国务院。

　　签名：贝茨（Bates）、鲍尔（Bauer）、菲奇（Fitch）、福斯特（Forster）、海因茨（Hynds）、马吉（Magee）、米尔斯（Mills）、麦卡伦（McCallum）、里格斯（Riggs）、斯迈思（Smythe）、索恩（Sone）、特里默（Trimmer）、魏特琳（Vautrin）、威尔逊（Wilson）。

　　12月20日交给日本大使馆，请求海军无线电发送。M.S.贝茨。

　　南京，1937年12月20日

　　因为希望通过日本大使馆发送该电报，所以发电报者在电报中并未提及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但是一句“局势日益严峻”，因此“要求美国外交代表立刻返回南京”和所有美国人签名这一事实，暗示了南京的状况和留在南京的美国人的境遇。拉贝在日记中说明了请求日本大使馆发送电报的原因：“之所以要通过日本大使馆发送这个电报，是因为没有其他发送的可能性”，但拉贝怀疑日本方面是否会帮助发送：“这篇电文的内容非常明了，我甚至怀疑（日本使馆）会不会帮助发送这封电报。”不久，他的这一怀疑就得到证实：“刚才传来消息，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日本大使馆拒绝转发给美国驻上海总领馆的电报！”

　　12月22日米尔斯致信日本大使馆，在例举日本士兵盗窃美国大使馆的汽车、撕毁美国国旗等行径后，以此为由，他再次要求美国外交代表返回南京：

　　为了确保问题得以迅速解决，我们重申要求立即允许美国外交代表返回南京的愿望。有鉴于此，我们会再次要求通过贵方海军通讯设施把随附信件发给上海的美国当局。我们将对您的合作感激不尽。

　　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仍希望借助日本海军的通讯设施将他们的电报转发给美国驻上海总领馆，但由于与南京日军当局的目标相违，可能性几乎为零。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好在南京的情况还是通过其他渠道传递到了外界。12月25日，在汉口的美国大使约翰逊在给国务卿的电报中报告了日本士兵在南京的暴行，包括对“留在南京的中国平民大规模的抢劫和随意开枪射击”以及“日本士兵试图进入美国大使馆的车库及抢劫使馆的汽车”。

　　12月26日，美国国务院决定阿利森等返回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以便“重新占据美国大使馆的房产，对美国公民和他们的利益提供保护和帮助，并处理其他官方事务”。国务院还决定阿利森一行将于12月26日从上海搭乘美国军舰“瓦胡”号前往南京。

　　在得知南京的日军当局阻止英国炮舰及舰上的西方人士在南京登陆及美国外交官将前往南京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将阿利森等美国外交官将去南京的计划通知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并转告日本当局。12月26日晚，日本总领事在日本当局的要求下前往高斯处，要求美国外交人员推迟到1938年1月1日后返回南京，其理由是：“因为那里的军事形势非常危险，军方正在进行‘扫荡’行动，还要持续几天，他说大约有20000名中国士兵混在了平民之中。”

　　高斯一方面向日本总领事强调，是美国国务院指令大使馆官员返回南京的，自己无权推迟他们的行程，另一方面又向国务卿及美国大使约翰逊表示，当这些使馆官员到达南京后可能会被拒绝上岸。

　　在看到高斯的电报后，约翰逊大使认为，“在这个时候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将会被理解为我们同意（日本）军方有权阻挠我们接近在南京的财产和档案”。约翰逊遂向国务卿建议主动调整行程：“‘瓦胡’号的行程可以调整为1月1日抵达南京，考虑到日本政府因‘帕奈’号事件作出的保证，我希望国务院通知东京，美国大使馆官员将返回南京及我们指望他们在返回南京的使馆建筑时不会遇到阻碍。”

　　12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高斯，同意约翰逊的建议：“阿利森和他的属下应按期登上‘瓦胡’号，但在1月1日之后再试图上岸。”第二天赫尔又致电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要求他拜访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告诉他上海日本当局要求我们的官员将他们的到达日期推迟到1月1日以后，同时声明阿利森和其他大使馆成员将按原定计划乘‘瓦胡’号于28日离开上海，并要求广田向日本有关当局发出指令，当阿利森和其他成员抵达南京时，他们在南京上岸或开展工作不会受到任何阻碍。”

　　3天后，即12月31日，“瓦胡”号及阿利森到达南京，但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阿利森并没有上岸前往美国大使馆，而是在南京江面短暂停留后前往安徽和县（“帕奈”号沉没地点）与芜湖。在南京江面停留期间阿利森看到“码头一片废墟，可以听到（远处？）步枪射击声，城里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小火。”并将其所见所闻用电报向国务卿进行了汇报。

　　阿利森还与“胡瓦”号舰长拜访了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蜜蜂”号的指挥官，后者刚在一艘日本军舰上与南京日军当局的官员进行了会晤。阿利森了解到，日军当局将允许外国外交官员在南京登陆的时间推迟到了1月5日之后，其借口是“肃清残敌的行动仍在进行，（南京）不太安全”。他还了解到，英国外交官预计将在1月5日乘坐英国军舰“蟋蟀”号到达南京。由于这一原因，加上“帕奈”号的打捞工作取得进展，“考虑到有可能找回大使馆的财物，相信目前应当在此等候”，因此，直到1月5日上午，“瓦胡”号才动身前往芜湖，并于当天下午返回，在1月6日到达南京。

　　南京的日军当局当然不喜欢第三国大使馆官员在此刻返回南京，但“瓦胡”号及阿利森一行已经根据日本当局的要求两次推迟了上岸时间，再找借口拖延，既违反国际法，也有可能酿成新的外交事件。在美国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文中，日本驻上海总领馆的日高也承认：“从我们政策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南京的日本军队认识到他们并没有权力阻止（外国）大使馆和公使馆的成员返回南京。然而，他们（军方）的确希望向他们（美国）提出要求让他们暂时推迟返回。”

　　1938年1月6日，几经周折后阿利森一行终于在南京上岸，他们是自日军占领南京后首批返回南京的西方人士。1月9日，英国和德国大使馆的官员也返回南京。大使馆官员的到来对留在南京的美国及德国侨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这些外交官自己也将成为日军暴行的见证人，并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留下了更多的官方文件记录。

　　尽管日本军事当局不得已分别于1月6日和9日允许美国大使馆官员和英国及德国的使馆官员返回南京，但仍然禁止其他西方人士包括医生返回南京，同时限制返回南京的外交官的行动自由，如禁止任何西方人士在夜晚出城。与此同时，南京的日军当局还试图阻止美国大使馆与外界的通讯联系。

　　阿利森在返回南京的途中及之后，其与外界的联系也完全依靠“瓦胡”号上的无线通讯设施。当阿利森一行返回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后，“瓦胡”号停泊在距南京3英里的江面，每天两次派汽艇上岸接送使馆官员前往舰上发送电报。由于汽油短缺，因此成本高昂，加之日军当局禁止任何人夜晚出城，因此，使馆与外界联系十分不便。

　　1月8日，“瓦胡“号舰长希恩（John Mitchell Sheehan）告诉阿利森，“瓦胡”号将于第二天早晨与打捞拖船“绍希（Saucy）”号返回和县“帕奈”号沉没的水域，并预计在当天晚些时候返回南京，但他不知道是否将护送“绍希”号返回上海，如果这样的话，南京美国大使馆与外界的联系将完全中断。希恩建议为大使馆安装一部便携式无线发报机并留下一名海军士兵操作发报机。由于担心这一举动会遭到日军当局阻挠，阿利森特地与日本大使馆官员进行了沟通，强调了在美国大使馆安装一部发报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则表示必须要征询日本军方的意见。

　　1月12日，日本大使馆官员通知阿利森，日军当局勉强同意在美国大使馆安装无线发报机，但不允许海军人员前来大使馆操作发报机。显然，这是日军当局拖延美国大使馆与外界联系的策略，目的与阻止外交官返回南京一样，是防止外界了解南京所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的日军暴行。

　　阿利森看出日军当局的意图，表示海军报务员上岸后就是使馆的工作人员，因此，日军当局阻止其上岸的理由并不存在。阿利森还向日本使馆官员表示，尽管他愿意与日军当局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但这件事事关重大，他准备在下个星期一二就带发报机和报务员上岸而不管日军当局是否同意。

　　5天后，即1月17日，日本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专程前往阿利森处，急切地要求阿利森不要在此时带发报机和报务员上岸。在与福井的讨论中，阿利森明确指出报务员必须上岸，但为了避免与日本军方发生冲突，避免福井为难，作为妥协，阿利森表示准备将无线电设备和报务员上岸的时间推迟几天，但最迟不能超过周末。同时，阿利森向国务院报告了这一情况。第二天，国务卿赫尔给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发出指示：

　　请去外务省，就福井（原注：日本驻南京代理总领事）要阿利森不要在此刻将无线电设备带上岸的要求，表明美国政府无法在执行这一要求上保持沉默，美国政府期待在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安装和运行无线电发报机不会遭到干预，美国政府要求东京政府立即向南京的日本当局发出指令，结束对这一问题的拖延，并确保不再会有与此有关的干涉。

　　南京日军当局的无理要求显然违反了国际法和日本政府在解决“帕奈”号事件中所做出的“要更加注意遵守过去三令五申的防止侵害，或是不当干涉美国和其他第三国权益的指令”的承诺。在美国国务院干预下，南京日军当局不得不退让。1月18日上午，日本代理总领事福井通知阿利森，“他昨天下午会见了军事当局，就美国大使馆无线电设备和海军报务员上岸一事做出最后的安排”，有关无线电报设备和人员上岸的问题，福井表示，“相信此事不会再有麻烦”。1月19日，“瓦胡”号带来的便携式无线发报机和海军报务员詹姆斯·邓拉普（James Dunlap）终于上岸，当天安装调试完毕后便能正常发报。

 

　　2

　　阻扰其他西方人士返回

　　1．新闻记者

　　南京陷落时仍有5名外国记者在南京，他们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德丁（Tillman Durdin）、《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Archibald T．Steele）、路透社的史密斯（Leslie Smith）、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Yates McDaniel）和美国派拉蒙电影新闻（Paramount Movie News）的门肯（Arthur Menken）。但他们活动范围和行动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更严重的是日军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记者们已经完全没有将新闻发往外部世界的渠道，这使他们在南京无法进行正常的报道；另一方面，尽管有各种限制，但这些记者还是各显神通获得了大量的一手素材。如《纽约时报》的德丁在南京陷落后曾试图驱车前往上海，但开到句容时受阻，被迫返回；《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也设法去了长江边，看到了数艘日本驱逐舰到达南京；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则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其所见所闻。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记者们急于离开南京。

　　对于记者们的这一要求，日军当局不仅没有设置障碍，甚至还积极提供交通工具帮助这些外国记者离开南京。1937年12月15曰，当接送“帕奈”号幸存者的美国炮舰“瓦胡”号与英国炮舰“瓢虫”号经停南京时，德丁、斯蒂尔、史密斯和门肯乘坐这两艘炮舰离开南京前往上海。第二天，即12月16日，麦克丹尼尔乘坐日本驱逐舰“铁杉（Tsuga？）”号前往上海。令日军当局没有想到是，这些记者的离去拉开了西方媒体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序幕。

　　对于竭力掩盖日军暴行的日军当局而言，记者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所以，日军占领南京后所有申请去南京通行证的记者都遭到日本当局的断然拒绝。美国情报部门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报显现，1937年12月20日日本驻美国大使斋藤致电东京，询问日本当局拒绝《芝加哥论坛》记者前往南京的真实理由：

　　《芝加哥论坛》的马尔·科本林（Mar Coppening）也希望从上海去南京，由于他被告知日本当局不愿意批准他前往，他要求我解释。我告诉他可能的原因是南京现在的局势，这使得西方人士在目前这一特定时刻前往那里变得不可取；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歧视你。请让我知道有关这一问题的相关事实。

　　从这份破译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当该记者要求日本驻美大使解释拒绝他前往南京的原因时，日本驻美国大使只是想象了南京局势仍不安全这一理由，但斋藤自己并不完全相信，要求了解日本现地当局的真实意图。

　　2．医护人员

　　如果说日军当局迫于国际法和外国政府的压力，对待外国大使馆官员返回南京的要求只能采取拖延策略的话，那么其在对待没有外交官身份的外国公民返回南京的要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则是公开拒绝和阻扰。

　　早在1937年12月，当多数中国医护人员由于担心日军的暴行和人身安全而撤离南京后，南京唯一还在运行的金陵大学医院（鼓楼医院）就只剩下2名外国医生和1名中国医生，而外科医生只有1人。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使得医院空前忙碌，医生们特别是外科医生威尔逊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同样留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福斯特，对这些医生充满了敬意：

　　金陵大学医院为数不多的几位工作人员正英勇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其中有两位外国医生、一位中国医生、两位外国护士及几位中国护理人员。超负荷的工作以及缺乏人手已使他们疲惫不堪。中方管理者及49位其他医护人员都已撤往汉口。这是我们必须忍耐的伤心事之一——那么多这里亟需的专业人员都撤走了。另一方面我们又目睹了许多临危不惧、忠于职守的英勇行为。

　　为了缓解金陵大学医院医生匮乏的现状以及开展更多的工作，如为难民进行疫苗接种和建立流动医疗站等，1月初，国际委员会的美国成员向上海教会发电报，要求向南京派遣2名外国医生和2名护士，得到对方的同意，但在向南京的日军当局申请时却遭到拒绝。阿利森在1月23日致国务卿的电报中报告了日军当局拒绝美国医生前往南京的情况：

　　一方面一些日本平民被允许来南京，据说是因为日本军队需要他们的劳力和开小商店。与此同时，日本军事当局刚刚拒绝了金陵大学医院要求让两位美国医生来南京，理由是让平民到这里现在还不安全，而南京现在非常需要医生。

　　当时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仍在持续，日方以安全原因为由，无论是国际委员会还是美国政府都难以否认安全是一个问题，毕竟就在两个月前美国政府曾多次通过大使馆要求美国公民撤离南京，包括医护人员。

　　1938年2月上旬，南京的情况似乎出现了短暂的好转。在2月18日给国务卿的电报中，阿利森报告，“在过去的10天时间里，南京的局势有了明显的改善”。大部分中国人从安全区返回各自家中，“尽管有关无序状态和日本士兵不法行为的报告仍然不时地传来，但此类报告的数量有了实质性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对西方人士流动的限制正在逐渐放松，最近日本当局也批准了一名美国医生返回南京，金陵大学医院非常需要他的归来”。

　　阿利森在电报中提到的医生是先前就在金陵大学医院工作的布雷迪（Richard F．Brady）。实际上，在南京陷落前布雷迪医生原本打算留在南京，只是由于其在九江牯岭的年仅10岁的女儿生病，他才于12月3日离开南京前往牯岭。在日本军事当局拒绝上海派遣两位医生和护士来南京的一个月后，布雷迪于2月21日返回了南京。魏特琳在3月10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布雷迪返回南京后所做的工作：“至今（他）已为难民所里的7582人打过预防针。其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有约2000人。”布雷迪是外科医生，这也反映了南京是多么缺少医生。尽管如此，日军当局只是允许之前就在南京工作的医生返回，而不批准新的医生前往南京。

　　与此同时，美国驻上海总领馆为美国公民代为提交了前往南京周边及沪宁线沿线地区的申请，查看其财产受损情况。但“尽管这里进行了持续的努力以便为美国公民获得通行证，但由于日本陆军当局拒绝允许西方人士返回或只是探访他们的房产，这些申请没有一件被受理”。

　　直到3月底，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其前身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请求安排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前往南京的努力一直无果，阿利森在3月29日给国务卿的电报中不得不承认，“据信这个问题无法在地方层面取得进展，如果要取得任何成果，必须在上海或是东京提出这个问题。”在电报中，阿利森还向国务卿报告了南京已经相对安全以及大批日本平民已经返回南京事实。针对阿利森3月29日的电报，国务卿4月1日给美国驻日大使如下指示：

　　国务院认为没有必要给你明确的指示，根据每一案例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行动；但是国务院想到，根据南京目前提供的情报，即那些在南京有利益的美国人应该被允许返回并呆在那座城市里，因为似乎有相当多数量的日本公民这样做了，这可能是再次向外务省要求的一次机会。

　　根据国务卿的指示，格鲁于4月4日拜会了日本外务省次官，就相关问题提出了强烈抗议。在美国政府的关注下，尽管日本当局并没有完全修改其干扰西方人士返回南京的政策，但还是被迫批准医生返回南京。魏特琳在4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米尔斯已经送来消息说，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已经获准进入南京。除了布雷迪医生和盖尔先生，这些人是自4个月前日军占领南京以来仅有的获准来南京的美国人。”6月1日后，又有更多的医务人员返回了南京。至此，有关医生返回南京金陵大学医院的问题得以解决，但其他美国人特别是商人返回南京的问题则复杂得多。

　　3．传教士和商人

　　1938年3月9日，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代表在南京的美国公民给美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阐述了日本没有理由继续限制美国公民返回南京：

　　在我们看来，现在日本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要限制美国公民在南京的存在或是流动。占领这座城市已经过去了3个月，在此刻已没有可以想象到的使得美国人居住在南京显得不明智的危险。目前的限制在占领（南京）最初几天里可能是合理的，但是现在对这些限制来说已无任何理由。

　　在信中，他们还列出要求返回南京的其他理由：

　　首先，为了恰当地评估那些最近被日本士兵光顾过的美国房产的损坏情况，需要他们返回。只有各种财产所有者或是管理者才能提出有关财产损失的令人满意的陈述。其次，比这更重要的是需要额外的工作人员以满足巨大的人道需求，而这一人道需求是由于目前的突发事件强加给我们的。那些现在就能够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员数量太少，各种问题，特别是公共健康问题已经被忽视了太长一段时间。除了救济工作外，还有正常的商业任务、传教工作或是其他的事业，有关人士很自然地希望在机会出现时积极地推进这些事业。最后，有一个明显是事实，就是“门户开放”——对我们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只有在有充足的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士继续留在这里，在他们的岗位上工作，并防止南京被关闭的情况下，才能保持开放。因此，将上述理由综合在一起就有充分的理由寻求迅速地消除现在实行的限制。

　　在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将上述信件转发给国务卿的时候，艾奇逊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尽管南京的生活远非正常，但是局势的总体改善使我倾向于推荐向日本当局施压，要求其放宽限制那些在这里有着重要利益的美国传教士和商人返回南京。”

　　但3月29日阿利森向国务卿报告：“今天上午，日本总领事告诉我，负责这一问题的上海日本军事当局说，他们认为目前让西方人士来南京是不可取的。日本军方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即如果南京的西方人士发生了什么不测，他们将承担道德方面的责任，因此他们不希望冒这个风险。”阿利森还报告，已经有600多名日本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生活在南京，数量超过了战争爆发之前。他认为这是明显的歧视性的做法。

　　由于国务院在美国公民返回南京的问题上采取比较谨慎的政策，因此并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积极的交涉。4月18日，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局长助理巴兰塔在日本大使馆参赞须磨（ Suma）就其他问题来访时顺便提出了日本当局继续阻止美国公民重返其在南京的商业、传教及其他工作岗位的问题，须磨答应将向日本政府反映这一问题。但是一个月过去了，局势并没有任何改观。时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洛克哈特5月11日在给国务卿的电报中承认在这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尽管多次向日本地方当局提出交涉，但在为美国传教士获得访问或是返回他们的传教工作地点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4月份（总领馆）只为1名传教士返回松江及2名返回苏州得到通行证。然而，后来日本军事当局以局势不安全为由要求后者离开。至于南京，日本军事当局发给了2位医生和2位护士通行证，但是一直无法为其他希望返回南京和其他城市的传教士得到其他通行证。

　　有关美国商人返回内地的情况则更不容乐观。数家美国大公司提出申请……4月27日日本总领事对此进行了回复，日本现地当局的态度从中可见一斑。日本总领事说：“我很遗憾我们的军事当局没有建议我通知你们和平与秩序在上述提到的地方及周边地区恢复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能够按照上述公司的要求去做。”实际上，美国人要求返回的那些城市的局势已经相当平静。

　　5月13日，美国国务卿将这一电报转发给了美国驻日大使，并征询格鲁意见是否要继续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正式抗议。5月14日格鲁回电表示已经进行了多次抗议，下个星期初他将再次就这一问题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交涉。他还告诉国务卿，日本方面也表示正在制定解决这一问题的计划。不久美国的抗议就发挥了作用，5月31日上海的日本当局宣布已向包括妇女在内的10名美国传教士发放了回南京的通行证。

　　但在商人返回南京的问题上，日本当局却继续设置障碍。在6月9日给国务卿的电报中，阿利森对日本当局的借口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显然，日本当局只是不想外国商人返回南京并将继续找借口，除非相关的政府采取更强烈的行动。”阿利森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国务卿建议：一方面，“向上海和东京（美国使馆）发布指示，要求其继续在商人返回南京方面施压”；另一方面，“如果到7月1日仍然不成功的话，通知日本当局，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公司的代表，这也是两个最受影响的美国公司，将乘美国军舰“瓦胡”号返回南京，时间在7月11日或11日前后。美国政府相信这些人在南京登陆时，日本方面将不会设置任何障碍。”阿利森给出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我们继续请求日本当局的许可，日本方面将会以这样或是那样的理由加以拒绝，但是如果我们通知日本人这些人来了，就像海军无线电报务员上岸所做的那样，我认为他们不会引起任何麻烦”。

　　尽管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洛克哈特不赞成阿利森的建议，但不久后，美孚石油公司与海军达成一致，决定6月23日美孚石油公司南京地区经理将乘坐美国军舰“伊莎贝尔（Isabel）”号去南京，上海总领馆通知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崎（Okazaki），并要求他加速为美孚公司的经理签发必要的通行证以及为其他希望去南京的美国商人签发通行证。

　　在得到这一通知后，日本总领事一方面威胁说，他希望美国人不要像一些英国公民所做的那样，在没有通行证的情况下就前往南京，如果这样，日本人将不得不拒绝向所有希望去内地的美国人签发一切通行证；另一方面他又保证，如果美国人能够在这方面保持克制，为美国商人签发的通行证可以在“一或二周”的时间内完成。

　　对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意见是：“我的立场仍然是，如果没有通行证，美国人不应该前往南京或其他日本人要求通行证的地方。”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美孚石油公司经理决定放弃原定23日南京地区经理返回南京的决定。

　　之后，日本当局也兑现了先前的保证，7月4日上午，日本总领事告诉阿利森，据他所知通行证已发给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公司的代表以便他们前往南京。在1938年7月9日致国务卿的电报中阿利森报告：“美孚石油公司的米德（L．J．Mead）和德士古公司的希尔德（T．F．Shields），他们俩都是美国公民，今天下午他们乘美国海军的“瓦胡”号一同到达南京。自日本占领南京以来，这些是首批返回南京的美国商人。”

　　3

　　日军借口与原因

　　日军阻挠西方人士返回或是前往南京的借口就是所谓的安全问题。实际上这一理由根本不存在。日军占领南京后，除了日军系统地搜捕和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外，各种历史资料显示，并不存在中国军队有组织地对日军占领进行了抵抗，进而产生可能威胁第三方的安全问题，更不存在对在南京的西方人士进行攻击的案例和可能性。如果说在刚刚结束战斗后的数周内还可能会出现某些意想不到的紧急情况的话，那么在第三国大使馆的官员返回南京后，这种紧急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实际上，日本人自己对此也完全知晓。1938年后大批日本平民陆续来到南京从事商业活动，4月15日，阿利森向国务院具体报告了日本平民在南京的情况：

　　根据日本总领事提供的信息，3月31日居住在南京的日本居民人数为810名，其中男性420，女性390。有关这些日本人所从事的行业，（日本总领事）也提供了相关信息：有45种不同的职业，包括面粉加工、建筑、剧院、保险、印刷、电力设备、照相耗材、医师、交通运输、药剂师、食品供给、旅馆、饭店、菜馆、红酒和白酒经销商及厕所设备供应。

　　常识表明，如果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存在安全风险的话，那么首当其冲的应该是作为侵略国家日本的公民。因此，如果日本民众没有安全问题可以前往南京的话，日本以南京不安全为由，拒绝其他西方人士返回南京就完全是一个蹩脚的借口。

　　阻挠西方人士特别是外交官、新闻记者和传教士返回南京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防止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消息向国外进一步传播。实际上，日军当局也间接地承认这一点。3月15日，阿利森在与日本一位官员的非正式交谈中了解到，日本军事当局阻扰西方人士前往或返回南京的真实原因：“当地的军事当局对批评非常敏感，对南京的西方人士发往国外有关南京现状的报告非常不安，因此，他们对允许更多的西方人士来这座城市犹豫不决。”

　　如果说日本方面阻扰外交官、记者和传教士返回南京的目的是防止这些人将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向外界传播的话，那么，日本当局不允许美国及其他外国商人返回南京除了有上述原因外，为日本人赢得更多的商业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此，在传教士得到返回南京的通行证后，日本当局仍然不允许美国及其他外国商人返回南京。

　　1938年6月8日，在一次外交聚会上，阿利森与从东京来的日本外务省美国局的石井谈起了这一问题。石井又老调重弹，以西方人士返回南京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搪塞阿利森。阿利森反驳了这一理由，并一针见血地反问他，为什么传教士回来是安全的而商人就变得不安全？石井只好说出了实情：“就传教士而言只涉及美国人，如果商人被允许回来，就必须让所有国家的商人都获准回来，目前日本当局还不打算这么做。”这不难看出日本当局背后的真实目的。

　　实际上，阿利森早在4月份就看出：“没有迹象表明，一般的外国商人将被允许返回南京以便关闭他们现在已不再盈利的商业活动，或是恢复他们过去的生意”，并指出其必然的后果是：“除非采取特别的立场，否则等到美国或其他外国商人被允许返回时，他们将发现他们以前活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将被日本人接管。”

　　另外，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也是造成日本当局阻扰西方人士返回南京能够在很长时间里得逞的一个原因。当时美国社会孤立主义盛行，“帕奈”号事件后，不少美国人不是要求严惩肇事者，而是要求政府从中国撤出所有美国人。在对待日本拒绝美国公民返回南京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政治层面来考虑这一问题的。

　　3月23日，美国国务卿就西方人士返回的问题向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高斯发出了一封电报：

　　请将下面电报转发给东京：“国务院希望你利用一个方便的时机非正式地提醒日本外务省前面电报提到的局势和提出的考虑，并表达希望对美国人返回南京的限制尽早被取消。

　　供你参考，但并非将下面的内容传递给日本当局：国务院认为返回南京的美国人应该暂时限制在传教士和有着重要利益的商人，如艾奇逊在编号390电报第4段里所说的那样，除了医生和护士外，美国妇女儿童应该被劝说不要返回南京。”

　　可以看出美国国务卿赫尔在美国人返回南京的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谨慎。一方面，他没有就这一问题直接给美国驻日本大使发出指令，而是将指令发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让其将这一电报转发给格鲁；另一方面，让格鲁在方便的时候向日本外务省非正式地提出这一问题，同时要求妇女和儿童不要返回南京。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美国自身的原因，日本当局才敢肆无忌惮地阻挠西方人士返回南京。

　　日本当局企图对日军暴行加以掩盖，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军暴行的真实存在，同时也表明日本当局完全了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本期编辑：俞月花 蔡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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