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8周年之际，13件（套）反映侵华日军罪行的文物史料入藏我馆。12月5日，纪念馆举行2025年新征文物史料发布会。海内外各界有识之士为史存证，这些文物史料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反击，为还原历史真相、铭记民族创伤提供了不可辩驳的支撑，彰显了海内外守护历史记忆、捍卫正义良知的坚定立场。

日军信件：加害者自己记录的暴行

两封日军信件以加害者的视角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其中一封由日本友人捐赠，是侵华日军国崎支队步兵第四十一联队士兵村田芳夫于1938年1月8日写给父亲村田龟太郎的4页家信。经考证，村田芳夫所属的“国崎支队”原隶属于日军第五师团，占领南京后在江浦、浦口、江心洲等地实施了大屠杀。 

村田芳夫以灭绝人性的轻松口吻，记述了部队占领南京后屠杀中国俘虏的情况：“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栈桥，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斩杀或射杀中国败残兵或伤兵，并且把尸体全部抛入扬子江冲走，真痛快”。根据1978年日本发行的《福山联队史》收录的战死者名簿记载，村田芳夫的家庭住址与信件收件人地址一致，其于1938年4月16日在中国战死。

“这封信是一份加害者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日军屠杀和处理尸体罪行的铁证。”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说，“村田芳夫甚至使用了‘很有意思’‘真痛快’这种毫无人性的表述。显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将杀人视为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另一封信件由徐州高中生于聍鹏捐赠，是一名叫“山川”的日军中尉，于1937年12月18日寄给日本福岛县“山川德太郎”的信件，正面盖有“南京陷落纪念”邮戳。   

信中写道：“……我们的目的地，首都南京，终于在13日被我们攻占了。在17日举行了盛大的军司令官入城式，我们接受了检阅。请告诉正人君，我发现了最贵的麻将，我将作为特产送给他。”

根据信件中出现的“横尾部队”“山川中尉”等信息，经考证，此“山川”为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中队长山川仪仁，其军阶为中尉。该大队于1937年12月12日从镇江出发，沿长江南岸一路攻占乌龙山炮台，驻扎在南京幕府山附近。

于聍鹏向纪念馆捐赠文物

孟国祥教授参加了研究考证工作，他表示：“《南京大屠杀——日本士兵的战场日记》一书中，与山川仪仁同属日军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的士兵目黑福治，在1937年12月17日的阵中日记中明确记载了‘午后五时，去执行任务，枪杀敌兵约一万三千名’。该大队的另一名士兵黑须忠信也在日记中记录了其12月16日在长江边屠杀俘虏并‘用刺刀恣意刺杀’的行径，因此，该信件虽然只记录了他参与12月17日南京‘入城式’以及掠夺‘麻将’的事实，但山川仪仁及所属大队确证参与了幕府山大屠杀。”

历史照片：定格南京沦陷后的情景

来自河南的党小举、党彪父子捐赠的8张珍贵历史照片，真实定格了日军占领南京前后的情景，部分照片附有拍摄时间与文字说明。

这组照片包括1937年12月14日、15日被日军炮火破坏的南京中华门、中华西门、南京城墙、长干桥等标志性建筑，还记录了12月17日日军南京“入城式”的场景，以及12月12日“工兵野口部队土屋队”实施爆破的侵略行径。

1937年12月17日日军南京“入城式”

其中一张标注“南京一眼望去的道路 从中华门直行右转就到市政府”的照片，右侧建筑正是如今位于太平南路和建康路路口东北角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旧址。

特别是一张背面标注“南京唐山路（今中山码头附近）宿舍附近 孩子乞讨的实况”说明词的照片，清晰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下南京孩童沿街乞讨的悲惨境遇。

这组照片直观印证了日本侵略对南京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以及战争给平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殉国将士档案：还原南京保卫战军医生平

南京保卫战中牺牲军医麦子莊之子麦迪尧，捐赠了反映父亲牺牲情况的三份珍贵档案：1940年7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出具的《陆军战时死亡士兵乙种调查表》、1946年5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驻粤抚恤处”的抚恤申请收条，以及1946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的答复函。

《陆军战时死亡士兵乙种调查表》明确记载，麦子莊为“二等军医佐”，隶属“陆军第一五六师步兵四六八旅九三四团医务所”，籍贯广东省南海县（今东莞市），1937年12月13日在南京突围战斗中阵亡，牺牲时29岁。档案还记录了其父亲麦亮明、母亲蔡氏、妻子莫氏、儿子麦迪尧等亲属信息。

麦迪尧现居海外，他说，父亲早年与祖父母定居香港，后赴广州攻读医科，学成后投笔从戎成为军医。在母亲再三恳请下，他返回香港成婚，婚后便即刻归队。1937年12月，父亲投身南京保卫战，此后便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这些档案不仅还原了一位殉国军医的忠勇生平，更成为南京保卫战历史的重要佐证。

英、法文刊物：以第三方视角揭露日军暴行

由纪念馆征集的1938年11月22日美国《瞭望（LOOK）》杂志，第54-55页刊登了一篇题为“杀人为乐”的报道，还刊登了4幅揭露日军暴行的照片。

美籍华人鲁照宁今年第三次来馆，捐赠了一批英、法文刊物，以第三方视角为日军暴行提供了有力佐证。

1937年12月8日法国《卓越报》介绍了南京沦陷前夕的人口问题，反映南京沦陷时人口规模仍然很大，“尚有百万居民”。这与南京鼓楼医院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东京审判时的证词呼应。东京审判期间，战犯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南京被占领时的人口问题，威尔逊做出“人口锐减到不到50万”的陈述。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张生说：“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南京人口数量问题否认南京大屠杀，说当时南京人口不足30万，不可能屠杀30万。这份报纸是对日本右翼势力错误言论的有力回击。”

1937年12月18日《新闻与观察家报》转载了美联社“日军入城后南京发生大规模屠杀”的消息，当时美国很多报纸都转载了这个消息，说明南京大屠杀在当时广为人知。

1945年9月8日《纽约时报》报道了1945年9月2日重光葵、梅津美治郎在密苏里战列舰上代表日本，向包括中国代表徐永昌在内的各国代表无条件投降的场景。

老报纸：报道东京审判证人证词

鲁照宁还将一份1946年7月27日《道报》（北平版）捐赠纪念馆，该报刊登了两则关于东京审判的报道。《东京战犯法庭中——衛尔生（威尔逊）陈述南京大屠杀》报道了威尔逊的出庭证词：“日军用汽油烧毙华人、用枪尖刺死妇孺、并强奸妇女”“日军进入南京后数日，南京鼓楼医院，即住满不同伤势之男女老幼”。

《我证人详述日军兽行》报道了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住房委员会负责人许传音的出庭证词：“日军进入南京后逢人便杀”“当时南京城内不分南北东西，国人遭屠杀之惨景到处一般，城内满街均是尸体”。

张生教授说：“这两篇报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对于东京审判和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关注，报道中不仅原封不动地记录了威尔逊、许传音在法庭上的证词，还生动地描绘了法庭上松井石根的丑态。”

鲁照宁向纪念馆捐赠文物

在捐赠仪式上，许传音的曾外孙女、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张庆将许传音生前使用的印章捐赠纪念馆。1937年12月，许传音以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身份加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担任住房委员会负责人，开放自己的住宅峨嵋路9号洋房作为难民避难所，还陪同约翰・马吉牧师拍摄了夏淑琴一家受害现场影像。

张庆向纪念馆捐赠印章

“花见部队”相册：揭露日军对中国文化摧残

徐州高中生于聍鹏捐赠的日军“花见部队”相册收录了44张照片，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某部在天津设立野战医院的情况，照片清晰记录了医院化验室、物资室、病房的布局，以及日军的医疗活动和医院工作人员的情况。       

根据相册信息显示，该部队为“花见部队”，部队长的姓为“花见”。日军占领天津后，这个医院主要设在天津市扶轮中学内，该中学创办于1918年。照片还反映了“花见部队”在“津浦铁路什物库”设置的传染病区，以及设立于某建筑内的“花见部队分室”等信息。

根据1940年日本女子文苑社出版、岩井节子著《母亲从军》一书记载，作者岩井于1937年10月初抵达该医院，担任护士长。当时传染病流行，医院已集中收治了大量霍乱、赤痢等日军病员。1938年5月，“花见部队”主力为参加徐州会战，离开天津开往前线。

孟国祥教授指出：“该相册反映了日军对中国的文化摧残。日军侵占中国的学校作为野战医院，就是对中国教育资源的掠夺，是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摧残和破坏。战时的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都曾经被作为日军医院，1945年抗战胜利时，南京中央大学里还有3000多名日军伤病员。”

中国画《铭记》：用艺术传承历史记忆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汪家芳将他创作的中国画《铭记》捐赠纪念馆。画作以厚重笔墨勾勒历史记忆，融入纪念馆和平女神像、标志碑等核心意象，同时融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300000”“1937.12.13——1938.1”等文字。

汪家芳向纪念馆捐赠画作

汪家芳说：“艺术家应关注国家历史与发展，用画笔讴歌时代，揭示历史真相。希望通过这幅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历史。”